(19)[意]马基亚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3页。

这件事被史家左丘明赞美为大义灭亲。因为若恪守儒家的经典解说，从格物致知修身开始，那么齐家就只是传统士人/政治家修行奋斗与他投身的社会政治实践的一个关键连接，是志士仁人通过社会实践追求实现个人抱负和政治理想的出发点。

或是于族内择齿德俱尊立为族长，或是公举族中之贤者以辅之。中国古人早就敏锐指出非教不知生之族也,[19]只有通过社会生活的认知才能设定并启动这个缺省设置。尽管如此，我也会尽可能对多姓村落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保持敏感，对其中在我看来有较多学理意义的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州吁甚至杀了继位君主，夺取了王位。但今人很容易忽视一个时代变量，在传统农耕社会，鉴于当时人们的预期寿命，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普通农民而言，绝大多数父亲的很可能就定格在作为家庭决策者和领导者的中壮年。

即便衰老了，父亲基于长期社会经验提出的建议，在家庭决策中仍举足轻重。但中国农耕村落组织和秩序一直坚持父为子纲，首先关注纵向轴的辈分关系，横向轴则是兄弟关系。导入和谐精神，建设和谐法治，必将使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超越中国传统 统治 和西方传统 治理 而走向善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要在制度完备、体制创新、文化建构三个方面共同推进、协调发展。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呼唤自由和实现自由的过程。行动自由是自由的外在状态，是根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目标选择而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能力。[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时时处处都有行政权力的存在和影响; 行政机构几乎垄断了公共资源，从税收、国库到财政预算、拨款，从城乡规划到项目审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 行政权力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 掌握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资金管理等行政审批权力的部门属于腐败高发区。培育法治的和谐文化，当以和谐作为当代中国法治的灵魂与核心理念，并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进行法律的制定、修改或清理。

培育自由的法治文化，其次要使人们自觉地把自由与责任互为联结。第四，要致力于引导和维护中国与世界的和谐，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法治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各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坚持国与国之间和平、民主、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与法治的主体是人民相对应，法治的客体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影响司法公正的首要因素是法官、法庭、法院难以做到依法独立公正办案，遭遇到的干扰和干涉太多。

程序是制约权力、防止权力任性的伟大发明。[30]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8 日，第 1 版。意志自由是自由的内在状态，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在国家治理中，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体现着 政府治理的职能，人民政协、人民团体、经济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发挥着 社会治理的作用。

它要求在公共领域公正地对待和确保每一个人的权利，各种职位对一切符合条件的人开放，允许并鼓励不同阶层、地域互相开放，允许社会成员自由流动。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这表明，党和人民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会公平。

当我们把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升到人权的高度，就会倍加关注和重视他们的处境，增强改善他们处境的法律意识和宪法责任。[35] 培育法治的普适文化，增进法治价值共识，还要深刻把握时代潮流。今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在全民族培育法治的理性文化，使全体人民牢固树立 法律是定分止争的实践理性、 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等先进理念。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和国家公信的基础，如果这一基础被虚化，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对法律的信任、对法治的期待，就会一落千丈。意志自由是行动自由的前提，行动自由是意志自由的现实化。凡是政府及其首脑是定期选举产生的、政府职能是法定的、政府权力是有限的政体，就是共和政体。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4 年。当然，现代法治要建立的秩序是 包容性秩序。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精辟地阐述了法治的民主精神，指出: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 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真正且首要的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朱庇特的正确理性。

特别是在领袖职位终身制的体制下，更容易出现各种负面的情况。所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要高度重视人权文化的培育，使之根深叶茂。

其结果是谁的人权都无法保障，从而也就没有一般人权可言。联合国大会及其第六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致力于国际条约的制定和国际法的编纂，为 国际立法做出了积极贡献。六、人权文化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的精髓与真谛所在，也是法治现代性的根本体现。三是权利保护和权利救济平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两个决定有关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共和精神的发扬光大。罗伯斯比尔说: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

美国著名大法官威廉姆斯·道格拉斯有一句堪称经典的名言: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即使是西方的文化和价值也不全是糟粕，马克思主义就是源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价值体系。发扬共和精神，塑造共和文化，要大力推进公共治理。

这说明依法独立公正司法的外部环境很差，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受到不应有的干扰。鉴于我国社会长期缺乏程序观念和正当程序制度，现在尤其要重视程序问题，努力培育程序文化。培育法治的普适文化，增进法治价值共识，必须深刻认识法治的普适意义。当主体的自由意志得到国家承认时，它就具有了合法性，从而表现为 普遍的权利。

[17]10，36英国思想家洛克指出: 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15] 陈云生: 《权利相对论: 权利和义务价值模式的建构》，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无论如何，不能把普适文化等同于或归结于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要知道东方文化 ( 如儒家文化) 对普适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和积极贡献。[24] 作为法治的生命线和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自然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底蕴。

[18] 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3 年。进入 21 世纪以来，和谐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价值理念和标准，成为统摄一切价值的元价值。